2015.09.10 • 范英明 -「一帶一路」策略與發展

「一帶一路」策略與發展 

 

背景策略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但並不是只有「一帶」和「一路」,其實是「多帶」和「多路」。

自從改革開放後,新中國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蛻變,整體社會亦瀰漫著一股極欲奔騰的氣息,中國官方稱之為「中國夢」。The New Yorker journalist Evan Osnos 用「野心時代 (Age of Ambition)」一詞來描繪,

然而近年來,中國不得不面對經濟成長率趨緩的事實,過去增長率動則10% 的光榮景像不再,其背後因素固然繁多,但最主要可歸結於下列兩點:

  • l 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過去30多年來的高速成長動力源自於廉價勞動力及大量累積的資本,當人均所得到達一定水準後,由於工資及資本成本的提高,相對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比較利益不再,易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 l 產能過剩

傳統以來,美、歐、日一直為中國的主要出口國,在這些市場開拓已逐漸充分,同時美、歐、日本身的問題亦拖累了中國整體出口額,故增量空間已不多,國內的過剩產能無法藉此進行消化。另一方面,社會的貧富不均也深深影響著內需市場的薄弱。

「一帶一路」何時提出

「一帶一路」最早是由習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時,公開提出復興絲綢之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法,逐漸完善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現在發展的自由貿易區都是圍繞「一帶一路」的提意來建設。

「一帶一路」數據

 

大约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 和29%。「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屹立於世界的領導地位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符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台。「一帶一路」戰略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談合作,是國家的戰略性決策,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

戰略性决策

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目的是應對中國崛起。而新一屆中國政府規劃「一帶一路」戰略目標之一,就是化解「亞太再平衡」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因此,中國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目標的判斷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應對原則與實施手段。如果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是為了全面遏制(或圍堵,contain)中國的話,像以前曾在冷戰時期用過遏制蘇聯的21世紀版本。那麼,對於這種敵對的戰略,中國的選擇只會是對抗性的:通過構建與擴大、增加同盟與友好國家等方式,逐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以便從周邊開始,逐步化解、推開、推回美國的影響力。這是傳統的崛大國應對策略。

如果美國「亞太再平衡」的目標不是遏制中國,而是要傳遞這樣的信息:美國有能力與中國全面對抗,但那是最后手段,美國首先要做的是約束中國,促使中國盡可能以國際社會能接受的手段追求國家利益,實現和平崛起。總之,這是一種又接觸,又防範的兩面下注戰略。那麼,中美的戰略目標之間就有了大量的交集和合作空間,「又競爭又合作」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有人説「一帶一路」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其實是基於「一帶一路」基礎國家戰略海外投資的一種坊間說法。官方並無此名目計劃。馬歇爾計劃無論是計劃本身,還是詞語都有一種霸權思維。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

習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訪問中亞四國和印尼時,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這個「一帶一路」的倡議後來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正式被納入未來重點工作任務。特别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所提出之「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將「一帶一路」放在「2014年重點工作」的第二項,也就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項目。

足見「一帶一路」不僅接連被大陸高級別文件所確認,也是對內、對外「兩個大局」兩手抓的重要項目。它既服務於對外睦鄰,也是實現中國 「調結構、促增長」的重要工具。

從今年習、李等人多次出訪、在國外刊發署名文章,以及明確以「裝備外交」、「基礎建設外交」、「區域開發銀行倡議」作為配套,而「一帶一路」的佈署可望成為習、李執政時期的戰略與外交重點,是習、李當局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的 旗艦 (flagship) 工程。

「一帶一路」將是中國地緣戰略與對外工作核心

胡、温執政時,曾指出大陸對外戰略要有所謂的「四點布局」,即「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這「四點布局」在中共「十八大」時也獲得重申。但去年習近平主持「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的談話則進一步顯示,「周邊外交」才是「四點布局」中的關鍵。

從習、李等高層頻頻施展首腦外交,訪問足跡、頻率,可謂「四面八方、重拳出擊」。但仔細觀之,從習近平出席,奧巴馬缺席的印尼APEC峰會,都可看出,「周邊是首要」是連結「大國關係」 、 「發展中國家關係」和施展「多邊外交」的中心;而其地緣舞臺則是「歐亞大陸」,東海與南海反而僅是這項戰略的海上外緣。

「一帶一路」戰略决策可以歸纳以下幾點 :

  • l 「一帶一路」係為因應大陸新一輪改革與經濟轉型需要,也有助於反制美國在中東與中亞推動的「新絲路」戰略,並回應美方從東線、海線對中國的制衡。
  • l 「一帶一路」與「上海合作組織」、「西部大開發」兩個大陸內外「安全—經濟」布局相連結,形成「連結內外、向西傾斜、劍指歐亞大陸」的新格局。
  • l 「一帶一路」將是習、李執政時期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的重點和軸心,具有「旗艦工程」的指標意義,惟其落實過程仍將面對美、日等競爭對手反制,以及當地國內部質疑等阻力。

 

亜洲基礎設施投資银行

中國為了支撐其「一帶一路」聯結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東歐聯結的戰略,而提出的金融支撐工具之一。在去年2014 年10月24日提出,就獲得21個國家表態加入。到今年3月底前,已有46個國家申請,表示有意加入成為創始成員國。至此,歐洲最大的4個經濟體均已決定加入亞投行, 這無疑是從政治戰略角度上看到了亞太互聯互通所展現的積極意義: 有利於建構更緊密、更互惠的雙邊與多邊關系。

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處於基礎性地位,東南亞以及中亞地區工業化程度都不高,基礎設施落后,對鐵路、港口、機場、電信、電力設備等基礎設備以及能源設備需求巨大。將利好國內工程機械、基建、建材等企業。

 

推動「一帶一路」也不然盡是一帆風順的過程

事實上,「一帶一路」是一個整體戰略概念,而並非單一明確政策,主要做法為透過原有商貿物流之優勢,廣泛開展國與國之間至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全面合作交流。故對此,習近平提出了5通:

  • l 經濟政策暢通
  • l 道路連通
  • l 貿易暢通
  • l 貨幣流通
  • l 民心相通

故對此,習近平提出5通背景是為因應中國新一輪改革與經濟轉型的需要,同時也是推進「周邊外交」的重大布局與中心思想。

從目前「一帶一路」的具體作為來看,它包括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 如擬議中的「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也包括各種次區域合作,如大湄公河次區域,還有經濟走廊、經濟開發區、和更大的RCEP。其政策工具包括「裝備外交」、人文交流、高鐵運輸、資源交換、油管建設,乃至金融與衛生、安全、反恐等合作。

中國的「一帶一路」除了自身的推展,更需要大部分亞太國家、中亞和歐洲國家的支持才能實踐,但中國在東南亞的主權爭議問題以及在當地的強勢投資併購,也讓東南亞國家部分人士畏懼著這猶如 「新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霸權國家﹔西方國家也有人視中國的崛起為一種威脅。

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是國家崛起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這很容易引發周邊國家的安全疑慮。而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推出的過程中,這一因素會尤為明顯。中國構建以自身為主的各種國際機制、對大國的強調、奉行不結盟政策、在海洋爭端中採取的某些進取措施,都加重了周邊國家的顧慮。

但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則必須盡可能消除他們的安全疑慮。這可能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 戰略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許可以嘗試從具體的功能領域著手,構建小多邊安全機制,比如在南海建立共同休漁制度、開展聯合巡邏、進行雙邊與多邊軍事演習,等等。

中國希望強化與中亞的連結,但當地民族紛爭與伊斯蘭恐怖主義仍是各國推動合作常態化的根本障礙。中國也希望東協和南亞各國響應其挾帶龐大資源的各種管線、火車軌道和航路建設,但美、日等對手也在沿路不停加碼有所動作,企圖抵銷中國的影響力。

因此,雖然「一帶一路」雄心萬丈,但如何落實,恐怕仍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並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最終停滯。這個問題通常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發現自己卡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成本競爭力下降的中間,無法與高技能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製成品的廉價生產上相競爭。

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即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二戰后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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