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10 • 范英明 -「一帶一路」策略與發展

「一帶一路」策略與發展    背景策略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但並不是只有「一帶」和「一路」,其實是「多帶」和「多路」。 自從改革開放後,新中國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蛻變,整體社會亦瀰漫著一股極欲奔騰的氣息,中國官方稱之為「中國夢」。The New Yorker journalist Evan Osnos 用「野心時代 (Age of Ambition)」一詞來描繪, 然而近年來,中國不得不面對經濟成長率趨緩的事實,過去增長率動則10% 的光榮景像不再,其背後因素固然繁多,但最主要可歸結於下列兩點: l 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過去30多年來的高速成長動力源自於廉價勞動力及大量累積的資本,當人均所得到達一定水準後,由於工資及資本成本的提高,相對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比較利益不再,易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l 產能過剩 傳統以來,美、歐、日一直為中國的主要出口國,在這些市場開拓已逐漸充分,同時美、歐、日本身的問題亦拖累了中國整體出口額,故增量空間已不多,國內的過剩產能無法藉此進行消化。另一方面,社會的貧富不均也深深影響著內需市場的薄弱。 「一帶一路」何時提出 「一帶一路」最早是由習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時,公開提出復興絲綢之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法,逐漸完善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現在發展的自由貿易區都是圍繞「一帶一路」的提意來建設。 「一帶一路」數據   大约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 和29%。「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屹立於世界的領導地位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符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台。「一帶一路」戰略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談合作,是國家的戰略性決策,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 戰略性决策 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目的是應對中國崛起。而新一屆中國政府規劃「一帶一路」戰略目標之一,就是化解「亞太再平衡」給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因此,中國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目標的判斷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應對原則與實施手段。如果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是為了全面遏制(或圍堵,contain)中國的話,像以前曾在冷戰時期用過遏制蘇聯的21世紀版本。那麼,對於這種敵對的戰略,中國的選擇只會是對抗性的:通過構建與擴大、增加同盟與友好國家等方式,逐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以便從周邊開始,逐步化解、推開、推回美國的影響力。這是傳統的崛大國應對策略。 如果美國「亞太再平衡」的目標不是遏制中國,而是要傳遞這樣的信息:美國有能力與中國全面對抗,但那是最后手段,美國首先要做的是約束中國,促使中國盡可能以國際社會能接受的手段追求國家利益,實現和平崛起。總之,這是一種又接觸,又防範的兩面下注戰略。那麼,中美的戰略目標之間就有了大量的交集和合作空間,「又競爭又合作」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有人説「一帶一路」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其實是基於「一帶一路」基礎國家戰略海外投資的一種坊間說法。官方並無此名目計劃。馬歇爾計劃無論是計劃本身,還是詞語都有一種霸權思維。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 習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訪問中亞四國和印尼時,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這個「一帶一路」的倡議後來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正式被納入未來重點工作任務。特别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所提出之「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將「一帶一路」放在「2014年重點工作」的第二項,也就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項目。 足見「一帶一路」不僅接連被大陸高級別文件所確認,也是對內、對外「兩個大局」兩手抓的重要項目。它既服務於對外睦鄰,也是實現中國 「調結構、促增長」的重要工具。 從今年習、李等人多次出訪、在國外刊發署名文章,以及明確以「裝備外交」、「基礎建設外交」、「區域開發銀行倡議」作為配套,而「一帶一路」的佈署可望成為習、李執政時期的戰略與外交重點,是習、李當局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的 旗艦 (flagship) Read More …

2015.09.10 • 范英明 -「工業4.0」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業4.0」第四次工業革命    第1次工業革命 18世紀末,主因是水力與蒸氣動力導入機械化生產。   第2次的工業革命 20世紀初,則因電力的大規模應用,使得分工與大量生產得以實現。   第3次工業革命 發生在1970年代初,起因是引入電子產品與IT,而使得生產制造業得以持續自動化。   第4次工業革命 21世紀初,德國競爭力遠低於歐美其它先進國家,德國還因此被經濟學人嘲笑是「歐洲病夫」。 然而,過去的10年德國不僅安然度過全球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甚至成為歐洲政經領頭羊,人均GDP逐年增加、失業率達到東西德統一以來的新低。究其原因,最重要就是德國採纳高度專業化的工業生產。 當美、英、法等過去的工業強國其工業比重均降至一成左右、且逐漸「去工業化」的同時,德國卻一貫地保有了原本的工業強項及創新生產科技,工業比重仍維持在兩成三的水準。事實證明,德國不僅快速地從危機中找到出路,也穩固地保有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這樣制造專業化也使得原本已只有擁抱金融服務業的「去工業化」美、英、法強國,掀起了一股重新找回工業價值的風潮。: 德國為了維持競爭力,聯邦政府早在2008年時便在其「工業的文藝復興與工業政策的角色」報告書中,強調製造業的經濟意義,並分析其成平均素及重申政府建設有利工業發展周邊條件的區位政策;2010年「工業德國」報告則明訂其戰略核心為「強化工業強項、克服弱點與確保未來」。 為強化德國工業競爭力,養分的來源便是: 「科技與創新」。德國聯邦政府更訂定了「2020高科技戰略」聚焦特定關鍵科技領域研創,且在2012年更通過落實戰略的10項未來計畫,其中一項便是「工業4.0」。 「工業4.0」為德國跨部會的整合計畫,由其聯邦教育研究部及經濟科技部共同主導、內政部協同參與,總計2012-2015年政府將投入的研發經費為2億歐元;此計畫目的在強化德國工業的智動化發展,希望將原本僵固的生產結構轉型至模組化 (Modular)且具高效率的系統;就像電腦上的USB插孔,可不須經過參數化或程式化的程序,直接將現場裝置、機械及設備結合成為一個共同運作的生產系統。 不同於30年前提出的電腦整合製造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IM) 理論,無法提供不同生產製造商可通用的解決方案,「工業4.0」不僅達到水平整合、引導及優化跨企業間的價值創造網絡,亦可垂直整合,使得未來的生產系統兼具靈活性與可重組性,對於發展智慧監控與自動決定流程技術意義重大。 「工業4.0」的內涵 過去10年德國工業競爭力雖受到國際高度讚賞,並在相關排名中屢獲佳績,但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面對的不僅是中、印等國勞動力與能源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英、美等已「去工業化」的傳統工業強國興起「再工業化」重入戰局,歐盟在2010年時亦通過「全球化時代的整合工業政策」做為歐洲「2020戰略」的一部分,可預見德國未來面臨的將是劇烈的全球競爭挑戰。此外,即使德國擁有健全的工業發展周邊條件等眾多競爭優勢,但亦有高於國際水準(工資和工資附加成本) 的勞動力、電力與能源成本,以及專業人力短缺造成的嚴峻挑戰。 為長期確保並提升德國工業競爭力,德國聯邦政府的現代化工業政策採取三大原則,分別是: l 建置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 l 創造有利創新與生產的條件以及 l 跨部工業政策。 為具體落實政策,協助產業克服現有和潛在弱項,及時擬定未來發展方向,聯邦政府2006年時發布了「德國高科技戰略」(Hightech-Strategie 2006 Deutschland),2010年則將之修訂為「2020高科技戰略 (Hightech-Strategie 2020 Read More …